本文作者：简晓君，来自网易看客（ID：pic163），经授权转载。

当中国的大爷大妈投身于广场舞battle和区块链创业时，日本的大爷大妈却竭力将自己投身于监狱。

前言

报纸上的墓地广告铺天盖地、货架上码放着各式成人纸尿裤、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，这就是日本社会的日常。

随着暴力团体日渐式微，日本社会的犯罪率已连续13年下降，但同时，“银发罪犯”也与日俱增——相比于监狱，他们发现自己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更艰苦的地方。

裁判官：“可以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偷窃吗？”

被告人：“用生命起誓。”

裁判官：“上次你也说了同样的话。”

被告人：“这我无言以对。”

这是在7-11便利店偷了三明治的79岁无职业男，P先生在接受公判时的场景。从第一次进广岛监狱开始，他便发现“老残监区真是个舒悰无忧的养老之地啊！”此后，他多次实施故意犯罪，陆续吃过鸟取、高松、大阪、名古屋、福岛等全国各地的牢饭，并凭借着十八进宫的辉煌事迹，荣登日本“老年犯罪名人堂”。

而事实上，P并不是第一个主动跑去蹲号子的老头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——如今在日本，像他这样通过逆向操作，过上“饿了有饭吃，病了有人治”的牢狱生活的老年人为数众多。

在日本犯罪率连续13年下降的大背景下，老年人犯罪率逆风而上。据日本警方观察，以往在寒冷的冬天才集中爆发的“犯罪潮”，如今已变得不问季节频频出现了。

“只需要从便利店顺走一个200日元（人民币11.5元）的三明治，就可以获得两年的监禁，比领养老金靠谱多了。”

是牢狱之灾，也是养老天堂

“早上6点40起床，老太太们或坐着轮椅或徒步，从一间配有洗脸台、厕所和成人尿布的牢房里出来。8点，大家聚集在工场，做的都是很简单的工作。

‘冷不冷，没关系吗？’作业期间，看管经常对她们嘘寒问暖，帮她们换尿布……一个犯人在吃饭时噎到，看管马上冲过来轻拍她的背。

下午4点，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。5点吃过晚饭后，剩余的都是休闲时间，犯人们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，9点准时上床睡觉。”——这是记者Shunji Suenai记录下的《日本老年监狱的一天》。

“这不是老人院哦，这是监狱。”对于所见所闻，Shunji觉得不可思议——当全世界的典狱长绞尽脑汁严防罪犯越狱时，日本的监狱竟是这样一片和谐之象，没有美式霸凌，没有同性鸡奸，更没有肖申克的救赎，只有家长式的关怀。

在尾道监狱，你能看到养老院常见的辅助行走栏杆；在德岛监狱的“高龄服刑人员专用楼”内，有特别改造过的轮椅坡道和防滑浴室；而考虑到当地的严寒气候，北海道旭川监狱还首次引进了西式单间，里面有木桌、木床，床尾有马桶，还有壁挂电视……为了应对未来数十年罪犯人数的增加，目前入住率约为70%的日本监狱系统，最近还未雨绸缪，扩大了规模。

“与外面的社会一样，监狱正在往高龄化方向发展。我们正在扮演养老院的角色。”神户监狱的工作人员铃木敏行直言。

除了爆改监区设施之外，监狱里的软服务也一点儿不马虎。

在尾道监狱，囚犯们每日的定食，例如易于吞咽的面条，会由看护人员切碎、舀好、送到跟前。管教经常客串保姆：“你要留意他们的身体状况。看他们脸色好不好，有没有吃完饭。”

为了防治老年痴呆，从去年4月开始，神户监狱还引进了音乐疗法。而在枥木监狱体育馆，30分钟的柔软体操运动也流行起来。

另外，为了应付囚犯老年化问题，不少监狱特设了“养护工场”，让他们能做一些诸如整理文件、叠衣服等简易的工作。同时规定，老年囚犯的平均工时为6小时（低于一般的8小时）。行动困难者，甚至可以不用到监狱工场做事，而是在房间里睡觉休息。

“等最终释放的时候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他们健康地离开。”德岛监狱的治疗主任Kenji Yamaguchi表示。

然而，这样的做法遭到一些人的质疑——“监狱为惩罚而设计，但这些人的罪责偿还力度真的足够吗？”

为了应对质疑，德岛监狱实施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，例如工作时间禁止交谈，不在牢房里装空调，犯人在冬天只能一周洗两次澡，而在夏天可以洗三次……“我们正竭力维持一种平衡，既确保年龄大的犯人保持相对健康的状态，又不让条件太过舒适。”

“监狱是我的绿洲”

“事实上，里面的生活从来都不容易。”P先生说，军事化的管理让人崩溃：把毛巾盖在头上会被大声呵斥；刮完胡须后要让狱警检查干不干净；借指甲刀要事先申请，获得同意后才能从小窗里接过使用——但即便如此，总算是一个有屋檐的地方，有监护员保护、有人照顾健康。“就算死了，也有人为你隆重吊唁。”

相比之下，外面的世界更糟。

早在2012年，日本政府就发布白皮书，称70%的老年盗窃者是依靠社会福利度日的贫困人口。同年，《日本时报》指出，因经济不景气，团块世代步入晚年之后，养老金遭到不断的削减。另一方面，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活，给老年人的经济支撑也越来越少。

眼下，日本大约有1100万“下流老人”——这不是在骂人，而是指每三个老人中，就有一人属于社会中下层贫困人口。

这就造成了在日本社会，少部分有钱的老人满世界旅游，而大部分没钱的老人只能在便利店、机场打零工的现象，用自由换粥饭和床铺的也不在少数。

“我一个人靠福利生活，日子很难。如果出去了，我必须想办法用1000日元（57.6元人民币）过一天。”74岁的K女士在谈到自己的犯罪动机时说。

“我丈夫去年死了。我们没有孩子，于是就剩我一人孤苦伶仃。有一天我去超市买菜，看到一块牛肉。我想要，但我知道买了牛肉，日子就会更加难过。所以我就把它偷走了。”

而事实上，贫穷并非身陷囹圄的唯一原因。

在一档名为《万引きＧメン》的节目中，警察曾乔装成顾客在超市里钓鱼执法。其中一名70多岁的男性偷窃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：他的车是雷克萨斯的，住的也是独门独户的房子。被逮到后，他承认自己一共偷窃过四次，“我有钱，但不想付”。

而这也是许多老年窃贼的犯罪理由——“我丈夫给我的钱不算少了，大家总是对我说我有多幸运。但我要的不是钱，钱根本不能让我快乐。”80岁的N女士13年前因为偷了一本平装小说，被抓住并带到警局，“当时一个警察审讯了我，他特别善良，倾听我想说的一切。我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倾听。最后，他轻轻拍我的肩膀说，‘我明白你很孤独，但请不要再偷东西了。’”

去年东京政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这些高龄罪犯中，约6成已丧偶，近5成独居，4成属于无亲无故或与亲友少有来往的无缘老人。

“他们有自己的房子，也有自己的家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自己的家。”岩国女子监狱的主管Yumi Muranaka说。

2个月前，N女士因为一本平装书、一份炸丸子和一把扇子再次入狱。

“我很喜欢在监狱工场工作。身边总是有人，在这里我不会感到孤单。”

同样因盗窃被判刑1年5个月的O女士甚至觉得，这里就是她的应许之地：“监狱是我的绿洲。这里有很多会陪我说话的人，让我很安心……我女儿说我很可悲，我觉得她说得对。”

“我知道这样不好，

但我已经离不开这里了”

除了稳步上升的老年犯罪率之外，让日本当局感到大为头痛的是，很多老人把监狱当成“他们在地球上的最后一站”。和青少年罪犯不同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出狱并非最大愿求，滞留囚场才是。一旦离开了这个“舒适圈”，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怀念起牢狱饭的滋味。

据东京警察厅的调查数据，截至2016年，在60岁以上的老年罪犯中，超过40%会在出狱后半年内再犯，“六进宫”的人数更高达36%。

70岁的囚犯M因企图抢劫而被判3年半的刑期，眼下余刑越来越短，他的焦虑感也越来越重。“我担心像我这样的人，出去以后会找不到工作，”他说，“弟弟也会避开我。”

而为了在下次审判时获得更长的刑期，一些人会在出狱后变本加厉地犯罪。2006年，一个刚出狱8天的74岁老人，就用打火机点燃了山口县下关火车站旁的一座仓库。被逮捕时，他身上只剩下几枚硬币。

“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是经济萎靡的受害者，但这不应该成为借口”，尾道监狱的负责人Takashi Hayashi指出：“监狱不应该是他们的退休之家，我们希望他们重新获得生活的动力。”

2016年，日本政府推出“再犯防止推进法”，尝试透过改善福利和社会服务系统，对出狱犯人给与支援。

然而，日本社会对犯罪者的偏见仍大量存在。“养老院已经人满为患了。”狱警Kurahashi指出：“况且，谁愿意接受有前科的人?”

很多人出狱后，立即又回到居无定所的状态——子女不愿与他们一同居住，房东恐怕老人死后打扫房子很麻烦，也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单身老人。由于缺乏住所和工作机会，很多人不得不一次次回到犯罪现场。

累犯率的上升，也给狱方带来了连年增长的护理费用和超额的工作量。

“她们（女性老年囚犯）对尿失禁感到羞耻，把内裤藏起来。我对她们说，‘给我吧，我来帮你们洗内裤。’”女狱警Satomi Kezuka说，她不排斥同时担任护工的角色，但也有人不胜负荷。在栃木监狱内，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女狱警在三年内陆续辞职。

“何处不是囹圄？”当检察官以“再犯的可能性很高，有必要进行长期矫正教育”为由求刑3年时，P先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一切如常，安静的工场里，所有的犯人都穿上浅绿色的囚服，而狱警正对着一名忘记戴帽子的囚犯大喊大叫。桌子上的鱼缸里，一条金鱼和一只乌龟在游动，那是财富和长寿的象征。

“通过劳动和汗水，就能自我救赎吗？”P先生问。答案无人知晓，只是他的故事，让许多人想起1983年上映的那部电影，《楢山节考》里讲的故事：在日本信州一个贫苦的山村中，由于粮食长期短缺，老人一到70岁，就要以“供奉山神”之名被子女背到楢山上等死。

一个世纪过去了，信州再无楢山，而日本到处是监狱。